觀影：【 紀錄電影《 九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》 】「例外」生命？「熟悉」內的文明挑戰
導演：蔡崇隆 TSAI Tsung-lung｜臺灣Taiwan｜2022｜DCP ｜Colour｜90min 撰文 藝術評論 Art critic : 胡鐘尹 Hu Jungyi
★ 榮獲第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
★ 榮獲第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提名
★榮獲2023年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紀錄片兩項大獎提名
「 若我保護了我自己，以及那些被視為跟我族(part of myself)的人(或因足夠親密為我所認識和喜愛的人)，那麼我的這種『自我』的確是關係性的，但這種關係被認為是屬於我的『自我』區域，僅限於那些和我親近或相似的人。為了守護屬於自我的區域或政權，暴力的使用便被正當化了。
因此，有些群體被涵蓋進了日益膨脹的自我防衛範圍中，他們值得受到暴力保護，以抵抗來自外界的暴力:換言之，不以暴力待人，就是以暴力待己。」
《非暴力的力量 The Force of Nonviolence 》茱蒂斯.巴特勒 Judith Butler
電影介紹：
「 愛唱歌的越南青年阮國非，為了早日還債淪為「逃跑移工」，在台灣工地努力工作期待衣錦還鄉。不料，2017年八月，阮國非在偏僻河邊被舉報意圖竊車，警民衝突時遭警察連開九槍，延誤送醫後身亡。輿論支持警方大膽執法，一連串的謎團卻在事件後逐一浮現。為什麼全身赤裸的死者驗屍發現毒品反應？在槍響之前，又是哪些力量，迫使他成為一個命如草芥的逃跑移工？殺死他的，真的只是那九發子彈嗎？」
拘捕過程的側拍畫面、死者家屬及友人訪談、歷年移工工傷報導交錯，《九槍》試圖梳理制度面的共犯結構，真相並未如表象般直接透明，在蒼涼景色中，以阮國非的臉書文字作為旁白，宛如幽靈述說著憂傷的短暫人生。當加害者不見得是真正的加害者，而歉難完美的受害者，是否真的罪有應得？」（ 文 / 九槍電影團隊官方介紹 ）
《九槍》的整部紀錄電影，雖然以「阮國非事件」作為最重要的台灣移工歧視問題的反省主軸，但導演 蔡崇隆，並不想讓這部片子變成只是一部聚焦個體人物的悼念電影，而是要凸顯一種移工長年面臨的處境，人權與工作條件不被重視、結構的固化與背後牽扯的利益關係，草菅人命背後的其實都是結構性問題：多層仲介的抽傭問題、剝削與低薪、低薪為台灣工程業製造業科技業帶來人工利多、簡陋的防護措施與環境造成的工安危險 等等。
片中不只阮國非案，也還有德希莉（Deserie Castro Tagubasi）化骨水案、命喪火海的東南亞廠工、南方澳斷橋下的漁工死亡，等，他們有的是合法勞工，有的是非法勞工，但所面臨的是同一個悲迫的問題。甚至在此，當我們去深入到他們每一個人的處境時，合法/非法 ； 毒品/守法，也不能用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，例如，來到台灣之前講好的薪資待遇與工作條件落地後才發現與想像不同，低薪造成生活與儲蓄困難（無法寄錢回家鄉）迫使其淪為多方打工的非法勞工，長期的壓迫與痛苦，施以毒品來舒緩自我云云，雖然在此並非是要表達這些問題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。 但《九槍》要我們看到的是那些，我們鮮少在乎過的族群，他們有心，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與生命體。
「文明」，如果是在「熟悉」之內產生的反省，那麼它如何接受挑戰與意料之外的考驗？
在道德問題上，當它不涉及自己的切身遭遇與經驗時，往往可以輕易透過語言來延伸，道德判斷之上的「例外」通常不是被有意識的覺察到。
「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，只是，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？」卡繆《異鄉人》這句無數文藝青年津津樂道，甚至已經背起來的一句話。在我們所熟悉的日常情境中，卻難以在字句裡面，感同深受。
在此刻看著阮國非的遭遇、凝視著他的死亡過程。當我們不痛不癢的享受著「純文學情境」給予我們的滿足，或許在此刻的反省中 也不免感到一股虛假之感 ，無切身之痛，同時也置身事外。
「 在卑賤中,有一種強烈而又隱隱的反抗，它是生靈藉以對付威脅物的反抗。這一威脅物似乎來自某個外部,或者來自某個越界的內部，一個拋在可能、可容忍、可想邊緣的內部。
此物就在那裡，近在咫尺，但不能吸收。它激起慾望,騷擾慾望，迷惑慾望，而慾望則不為所動。受驚時，它背過身去。噁心時，它便吐掉。一種絕對的本能保護著它不受羞辱,它以此為榮,以此為本。
但在同時，這種衝動，這種痙攣,這種跳躍仍然會被引向一個別處，一個既誘人又命定要去的別處。 （…）卑賤是個由情感和思想編織而成的螺旋狀流蘇,我這樣稱呼它。當我被卑賤侵襲時，確切地說,它還沒有可定義的客體。」
《 恐怖的權力 – 論卑賤 Pouvoirs de l’Horreur – Essai sur l’abiection 》, 朱莉婭.克里斯蒂娃. （ Julia Kristeva ）
我們如何以讓自己時時保有自覺與有意識的反省？
阮國非中槍，能夠還原真相的關鍵20幾分鐘，秘錄器，他從溪流爬上來、什麼樣的情景、狀態，拔槍、喝斥、開槍，第一台救護車先接走了受傷民防、再到過了第二台救護車才接走了他。 這中間流失的時間、痛苦，以及現場所有人的旁觀，觀影的我們隔著螢幕前的緊張焦慮「救護車怎麼還不來？」、「怎麼沒有人過去關心他的傷勢？？」生命在此刻被敵意的對待，似被看成次等的人，被認為是可以「例外」的對待。
導演的敘事推移方式，是以一點一滴的訊息積累，阮國非的事件平行的加入其他移工事件的疊合，隨著影像敘事的逐步加重力道，慢慢讓觀者看見，從釋出的密錄器呈現的現場真相，看到那赤裸、漠視、難耐的，我們對移工者的歧視。
《九槍》中呈現的，傷痛固然是不得忘記的教訓，可這種教訓的無力，可能來自於數十萬移工，以及這其中十七萬之多脫離管理的人，「歧視」其實也受制於人的一種慣性機制反射而不意識到其自身。
當我們以一種認知的反射，認為所謂的文明社會，它所塑造的、設定的進步想像，讓我們享受在其中、給出原則式的，似乎以為隨著時間推移的進步想像，會具有某種穩定的理性基礎，卻不見得有機會意識到這個「理性」在一種社會的模式化運作機制中，變成一種近乎冷漠與自我保護的機制。
在這種麻木中，我們當然理當所為的，會認為我們的「反省」是不需要用力的，它是概念式的，甚至在文明內建於自我的人格想像中，我們似乎認為，無須努力就能擁有這些所謂的文明價值。在我們所熟悉的社會運作程序中，一切都顯得如此自然而美好，當我們思考人這種生命時，面對著族群、文化差異、立場上的衝突，以及因為陌生而不曾有過興趣關注的人事物，究竟如何讓我們能不以二分法與審慎的視角，重新看待一個個人，那個與我們生活在一起卻宛如是另一個世界的他與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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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九槍》紀錄片，電影預告
https://youtu.be/azYcVsa5t-M?si=2HO6i5n9OAtfLfeB
